许知远对话冯小刚直播大陆之外的精英孤岛

2019-03-18 09:02:28 来源: 安顺信息港

文 / 波波夫

“你早什么时候感觉到酒精的乐趣的?”这是许知远在近一期“十三邀”中问冯小刚的一个问题。如果换作是罗辑思维或者锤子发布会上,更接地气的表述应该是吼上一嗓子:你啥时候爱上喝酒的?

和罗胖这样自带流量的红相比,高冷的许知远自带的是灭火器,从经济观察报、单向街到十三邀,许老师无不在试图扑灭民众的愚昧之火,这也让他的许多文章与沸腾的“十万+”无缘。所以,当许知远在腾讯开设一档直播节目时,起初一些人并不看好,就好像小沈阳在央视开了一档深夜读书节目一样。在一个充斥着锥子脸、怼红包、四处吆喝的资讯直播世界里,一个知识分子去聊特别正经和宏大的话题,怪异而突兀。

许知远太小众了,就像视频里自述的那样:“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,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,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;我是个勉强的创业者,努力获得商业的成功,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;我还开有一家书店,书店里只有我想卖的书。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浅薄的时代心怀不满,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。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时代的动力,新的情绪和人们的内心世界。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,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,或被再次印证。”

这就是许知远式的表述,充满着宏大叙述、精英惯有的矛盾和似是而非,还混杂着刻意的模糊和绕弯。冯小刚无疑是电影大众文化的符号性人物,但许知远选择了从一个小众的八十年代话题来切入。

许知远的提问散漫随意,而冯小刚的回答则充满50后60后特有的分寸感,两个人一开始都小心翼翼地提到那个年代。

冯小刚初形容那是“有趣的年代”,抽掉半盒烟之后,才慢吞吞地定义“那是中国近一百年来黄金的时代”,冯小刚和他的同龄人正是从那时“看到崔健唱歌,可以那么唱;看到王朔这么写小说。”冯小刚说“不装”是那个时代的潮流,而当下“装”又开始流行。许知远则回应冯小刚一代人的“羞于承认”是另一种装。“反假理想假崇高,然后真理想真崇高都不敢说了,变成另外一种假。”

两人一起缅怀三十年前时,视频下面的评论却更多地关注许当下:“这个主持采访人真的不适合访问这些大人物,而且还穿着一个人字拖鞋,我直接无语了……”“光个脚丫子都伸人脚下边去了,真特么不拿自己当外人,还烫个老太太头 ”,“感觉这个女人头特装b、特无病呻吟、故作深沉”,“穿着人字拖冯导还真愿意说那么多!穿着西装革履还不一定接受采访!”

大众的精神世界依然停留在二三十年前,就像何勇在1994年写下的那首《钟鼓楼》的歌词:“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/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/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/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”。许知远和冯小刚叼着烟,八十年代在云雾缭绕中被重建和纪念,然而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身临其境地入戏,他们更关注的还是当下: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上映的时间、许知远的方便面发型、冯导抽的什么牌子的烟。

这也是深度访谈在当下中国的境况:它无疑会赢得小众人群的喝彩,却也要为引导大众付出学费。“十三邀”开播近半年,累计点击量大概在4000多万,采访冯小刚这一集创下1600万高点,这在各大平台的视频中,大概是中游偏上的水平。如果换作是其他更具草根气质平台上那些影视剧剪辑片段,比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一段床戏、《不见不散》里葛优和徐帆在养老院的那一段梦境重逢,这样的小视频动辄数千万点击量,相比之下,“十三邀”对话冯小刚这期的点击量并不惊艳。

但点击量并非一切,甚至点击量本身也不能直接与内容影响力、社会影响力直接挂钩。衡量一家媒体或节目的影响力,除了覆盖的受众、点击量之外,

许知远对话冯小刚直播大陆之外的精英孤岛

还应考量其公信力和思想性。数太奇大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《2016年9月媒体健康度研究报告》,综合了媒体覆盖度、媒体公信力、产品体验、内容影响力、思想性、事件传播影响力以及品牌口碑7项指标对国内客户端测评,结果发现,老牌门户站在点击量与公信力上做了较好平衡。

就在不久前,一家以推荐引擎著称的移动资讯APP,无不骄傲地宣布用户日均停留时间再创新高。没错,互联经济的本质是注意力经济,而对于用户的时间消耗则是衡量一款产品成功于否的重要标志,对于社交、资讯产品来说尤其如此。但是在消耗用户时间之外,是否为用户带来了更大的价值?这却是当前许多自称信息分发平台的不愿面对的问题。

从移动视频中破土而出的直播,一出生就为颜值模式和电商模式所主宰,表现出天生地与洞察和深刻的绝缘。传统纸媒的衰落,一并泯灭了专业主义,也埋葬了启蒙的理想。

取代的是资讯、信息——这些更泛化的概念,随后的结果就是反智主义盛行,整个传媒行业从生产端开始低估受众的认知能力和知识需求,奉娱乐化和通俗化为传播之圭臬,而批判与反思则成为多余。

媒介的异化——娱乐功能无限膨胀、功能快速萎缩,这也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必然,一如哈贝马斯所观察到的从纽约到伦敦的公共空间的普遍衰落,其源头就是媒介和大众批判意识的丧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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